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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学潮、六四事件经过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來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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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的以学生为主的游行和集会,主要反映对于政治腐败和官僚体制限制经济改革的不满。被实际中国共产党最高掌权者邓小平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对于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认为过于软弱。 1987年1月,胡耀邦被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 1月16日,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中共中央下达(1987年)1号文件,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与胡耀邦政治见解非常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指定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名义上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1989年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

扩大化
4月17日

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

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此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城市,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18日晚上,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与武装警察对峙。

4月19日

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

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

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

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剧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当晚,数万北京学生们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包括数百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

4月22日

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

1. 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

2. 与总理李鹏对话;

3. 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

学生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能得到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国徽下,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更多的广场学生齐喊“站起来!”。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学生们在接近一昼夜的静坐后无结果,情绪激愤,由于将近傍晚,担心入夜出事,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但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呼喊“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

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中国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

4月25日

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对话,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的赵紫阳却因为身在朝鲜访问,没有参加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中共高层元老尤其是邓小平对于整个事件极其负面的观点从此其实就没有改变过。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

中共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并称,“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部分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

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对此,中国政府的说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导报》定于4月24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在用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谈会内容中,有些如公开发表,对稳定当前局势十分不利,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为此,市委和《导报》名誉理事长4月22日约请《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谈话,建议对报纸内容加以节选。钦本立同志表示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停发已印好的这期报纸,待重新排版后再印发。但是,后来了解到,原来报纸已经印好,有些报纸已经提前发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等当时决定改版后发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后的清样还压在《导报》负责人手里,迟迟不签发。最后仍未出报。25日晚,《导报》负责人给市委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坚持发行原已印好的那张报纸。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他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果断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获得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

4月28日

人民日报》照前日李鹏的要求,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4月29日

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党风「确实有日益严重的趋向」,但强调大多数「党的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他同时多次批评北京首都高校的游行过程中,有人喊出反政府的口号,故意煽动情绪。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发动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

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双方谈话的话题包括学生最关心的反官倒和反贪污等,陈希同表示自己是工人的儿子,每月工资虽然只有几百元人民币,但是也不会参与贪污腐败。六年之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问题被开除党籍,于199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5月1日

劳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

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

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

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

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现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引自1989年5月号《人民日报》缩印合订本

 

五四谈话

4月3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

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

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

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

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绝食

此后的近一周时间,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阶段,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要求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从个人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始终包含思想政治等考评标准和内容,参与过“动乱”的学生在学习和将来的工作中都可能受到极大影响。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政府不进行“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处理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

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转折点。从此之后,运动失去了低调解决问题的最佳机会。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了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的条款。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

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

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当日,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学生的行动已经实际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和地位,因而中共元老之后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事件恢复秩序的做法已几乎不可挽回。

5月16日

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阎明复说:

“同学们,未来是你们的,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你们没有权利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们的要求的达到。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要为国家保存我们这些力量,保存你们自己。这不只是为了你们自己,甚至不是为了你们的家长,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你们以自己英勇的行为证明了你们的决心。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很快地对整个局势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我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我希望同学们,特别是在广场绝食的同学们,能够到医院去,能够回到学校去。如果同学们对我讲的话不相信的话,我愿意作你们的人质,与你们一起回到学校去。”

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当天晚上,赵紫阳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这句话引起了邓小平等的强烈不满,认为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在六四结束后对赵紫阳的“审查”中,这句话成为其分裂党和国家的罪名的最重要证据之一。但是赵紫阳本人辩护说他只是重复党内一直遵循的原则,只是陈述事实。

5月17日

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当天,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开始转向邓小平。《五一七宣言》由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起,十七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站播出,并发动知识分子签名,全文如下:

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起,三千余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翻“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六四事件赵紫阳天安门广场上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5月18日

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

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5月20日

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但无人死亡。

在戒严日益紧迫,局势逐渐危急的时候,柴玲等人出于各种原因,仍然要求坚持滞留广场。这一不理智举动客观上导致了许多学生在随后的清场中遇害。

5月21日

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5月22日

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多伦多表示:“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5月23日

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天,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但是此后三名参与者被学生带走,并公开声明与运动无关,三人在六四结束后都被判处极其严厉的刑罚。此事表明至此学生运动仍然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公开作对,只是要求改革党和政府中的弊端,并无彻底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意图。

5月24日

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沒有一人死亡。

5月25日

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5月26日

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5月28日

天安门广场上支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捐赠来的新帐篷。

5月29日

静坐学生开始安装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5月30日

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6月2日

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6月3日晚19:00,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

 

天安门清场

 

6月3日

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叁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中国官方资料称,在此通告之后,天安门广场内一部分人迅即离开,但广场内仍有数千至数万人滞留不去。 这也与部分录像资料显示的情况相一致。

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

清晨,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冲突中军队开枪射击,中枪的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用石块袭击军队的人士以及旁观的民众,至少五人被坦克压死,九人被压伤。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根据BBC记者 Kate Adie 在当时现场的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一名遭击毙的男青年的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在送治过程中死亡。 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另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电台(现在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英语广播员李丹):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碾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來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沒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們的广播。”

李丹(1944-  )曾用名李邯生。 天津人。中共党员。
1967年毕业于北京公安外语学院;1974年至1976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布·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84年至1986年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利坚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67年12月起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工作,曾任播音、翻译、编辑、记者、新闻组副组长、组长等职。1987年起任英语部主任。1992年起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1996年12月至1998年12月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2000年7月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六四尾聲

6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来源:人民网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全体共产党员、全国各族人民:

    目前,首都北京形势严峻。一个多月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动乱。从六月三日凌晨起,这种动乱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制造了种种暴行。他们拦截戒严部队进驻市区和天安门广场执行戒严任务;砸毁、焚烧军车和公用车一百余辆;辱骂、殴打和绑架干部战士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抢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设备;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央广播电视大楼、公安机关等首脑要害部门;抢劫商店和烧毁警察岗楼。他们还惨无人道地杀害几十名解放军战士和武警战士,甚至把被他们残害的战士尸体悬挂于立交桥栏杆上。他们进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号,公然叫嚷“要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党徒”。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面制造打、砸、抢、烧等种种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总之,他们是一伙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众所周知,一个多月来,政府对极少数人蒙蔽群众制造的动乱一再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但是极少数人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变本加厉进行活动,终于发动了反革命暴乱。

    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措施,坚决平息这场暴乱。为避免误伤好人,从三日下午开始一再发出紧急通告,劝说广大学生和市民不要妨碍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在平息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若罔闻,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其中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不这样做,暴乱就不能平息,那就要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几千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就可能被颠覆,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全国就可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果断地平息这场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依靠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的英勇斗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我们已经取得了平息暴乱的第一步胜利。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乱还未完全平息,极少数暴乱分子是绝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制造种种事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务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只要他们胆敢继续捣乱下去,我们就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有几百万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解放军,有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完全有力量有信心彻底战胜他们,彻底平息这场暴乱。

    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一定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迅速行动起来,挺身而出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而不要做任何亲痛仇快的事情。要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乱,共产党员要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干部职工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保障供给,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正常秩序。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强正面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耐心教育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不要轻信和传播谣言,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串联,为稳定局势创造安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斗争,同心同德把建设和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6月7日

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12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第十四号通告,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缉搜捕民运人士的范围由北京扩展到全国。该通告一共八条:

一,取缔一切煽动和制造社会动乱及反革命暴乱的非法组织。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告(第十号)已宣布”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和”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为非法组织,责令他们必须自动解散;其成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这两个非法组织的头头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全国其他发生动乱和骚乱的城市,凡是煽动、制造动乱、骚乱的非法组织,当地公安机关均应报请人民政府批准,予以明令取缔,责令他们立即解散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其头头要在指定的期限内到当地公安机关登记,拒不登记并继续进行活动的,依法从严惩处;对一般成员,除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可以不予追究。
二,对包庇、窝藏非法组织头头及暴乱活动首要分子的,当地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于在首都反革命暴乱中被抢夺或捡拾到的枪枝、弹药、军用和警用器械、装备,以及非法组织印制的煽动、蛊惑性宣传品,公安机关应予收缴。藏有上述物品的,要立即将所藏物品送交当地公安机关;隐匿不交的,依法从严处理。
四,非法组织成员逃到外地继续进行串联、煽动、制造动乱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当地公安机关一经发现,可立即依法拘捕。
五,聚集冲击党政机关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重要部门,聚集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致使铁路运输和道路交通中断,制造城市瘫痪的,对其首要分子,必须依法拘捕,从严惩处。
六,各地如发现聚众骚乱事件,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强制驱散;对参与骚乱、搞打砸抢烧杀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当地公安机关可以当场拘捕。
七,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遇到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或其他以暴力破坏社会治安、不听制止的紧急情况,应当依据有关条例、规定使用武器进行自卫和制止犯罪活动。
八,广大群众要积极揭发检举反革命暴徒和进行打砸抢烧杀活动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支持和协助公安机构及公安干警、武警指战员依法执行公务,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赵紫阳的错误,为这次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全会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鉴于赵紫阳的上述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6月29日至7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经过委员表决,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会议还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通过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的决议。会议初步审议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决定公布这个草案,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研究修改,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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